，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十六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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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丈夫的朋友中我最喜欢的是斯坦达瓦夫拉，一个出了师的印刷工。他的举止、他的自然潇洒使我大为吃惊。而我丈夫坐在他身旁就像个扛长活的、某个郊区旅馆里打杂的伙计。斯坦达笑得也很有风度，知道如何配领带、穿毛衣和衬杉，他的皮鞋总是擦得干净锃亮，而我丈夫一大清早只要一穿过利本尼公园的草地，鞋子就没法看了。那个斯坦达悄悄地感到得意的是，他也能写点儿小诗。沃拉吉米尔还拿着斯坦达写的诗到他的街头集会上去朗诵。他们甚至还合作写了第四份爆炸性宣言，上面还郑重其事地签上了斯坦尼斯拉夫瓦夫拉的姓名。斯坦达深爱着诗人格拉特奈瓦尔，这人后来消失在东方某个地方。斯坦达根据奈瓦尔的作品写了一部奇特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英俊黑发的印刷工人把自己也写了进去，他别无他求，只想出一本小小的书以表示对奈瓦尔的纪念。斯坦达给我讲述过的一个故事使我跟斯坦达一样将它牢记心中，斯坦达说这个画面就像奈瓦尔一样在他一生中留下了印记：在他小时候，常在斜尔瓦支卡的庄园里玩耍，在上个世纪中，这儿曾有过葡萄园和花园，人们还在罗基特卡河中捕淡水鲑。可是等斯坦达长大成少年，庄园里已经住了些穷人，罗基特卡河里也常漂着些人们甩掉的罐子和炉子什么的。斯坦达在外廊下方玩耍，外廊上有个胖极了的女人在走路，外廊地板已经朽了，而且恰恰在斯坦达朝上看这一刹那断了，那大胖女人从外廊上掉下来，裙子像撑开的雨伞，斯坦达在下面一直望着，直到这世界在他眼前变得一片漆黑，他被缠在这裙子底下昏倒过去，斯坦达倒是没出什么事，可那大胖女人的胯骨却跌成了两半。“这就是我想要描写的我的故事。”斯坦达说着，还多次重复着这句话。他有着伯爵式的修长手背，吸烟的姿势也很优雅，笑得多情可亲，他有一头浓密的分着缝湿润的黑发，脸色黝黑，样子像意大利的足球运动员。我丈夫从来没向我递过一支烟，也从来不知道给我点燃烟，可是斯坦达善于以伯爵的风度做这一切，一切都显出一种造型美
他有一个哥哥叫沃拉吉米尔瓦夫拉。我第一次看见这位也叫沃拉吉米尔的大瓦夫拉，便认出他坐过牢，因为他有一双囚犯的眼睛，就像我丈夫说的有双贝尔兹的犹太教牧师的儿子们那样的眼睛，有着囚犯的那种触觉，连他的笑也是坐过牢的那种人的笑。这位大瓦夫拉笑得都喘不过气来，笑得瞳仁儿快乐地打转儿。说他尽管是出师的电气机械师，却掌握了所有超现实主义的宣言和所有诗人、上个世纪所有法国诗人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在皮迪兹坐过六年牢的人，因此将多一点的客观现实主义带进了超现实主义之中。在这方面他算是独一无二的他当然也笑话所有别的人。他两手抱着膝盖，一个劲儿地微笑着。因为他说他已经不需要交谈，早已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写进心里、灵魂里，然后写到割断的面粉口袋上，只需将他在那只有地下矿灯的矿井里体验的一切抄下来就行了。我看得出来，斯坦达不仅喜欢他哥哥，还认为曾经坐过牢的这位大瓦夫拉哥哥将是未来的精英。关于这一点斯坦达从未怀疑过。我丈夫还在斯坦达的哥哥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已跟斯坦达有过来往。两年来他从斯坦达和他哥哥的其他朋友如布希尔先生那里常听他们谈起大瓦夫拉。这位布希尔为了纪念安德列勃勒东在兹波希洛夫花园里造了一只大舱船，直到今天还在那花园里摆着，因为谁也没法将它搬到洞里去，就因为太大，一直关在兹波希洛夫花园篱笆里。那时我丈夫已经早就知道这位大家都等着他回来的大瓦夫拉。他们那个自诩为利本尼精神敏感者小组，直到最近才开始生活。等到人们称之为工人的诗人、大瓦夫拉回来，我丈夫才会看到一位活生生的真正诗人。他入狱的故事很简单：他的头头有部发射机，向西欧发射了恰好两年，侦缉队用雷达找到了他们，在马尔莫夫卡的一辆小汽车上连同他们的器械一起捕获了他们，随后便是审讯，然后在一九五一年于巴尔杜比采开庭审判
有一次，在一个阴霾的日子里，大瓦夫拉坐在我们敞开的窗子旁，两手扶在膝盖下边，讲到他一生中最大的恐怖：他被押着走过一条一百米长的街道去法庭，沿途站着一些普通老百姓，主要是妇女。他们威胁他，往他脸上吐痰，冲他喊叫，大家都在喊着说他们该被绞死“这唾沫、这喊声、这些眼睛、这些模样像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的人们的仇恨是最最可怕的了。我被判了二十年。后来又带我走过那条喊叫辱骂的街道，我的弟弟斯坦达站在那里，绝望地哀号着：‘沃拉佳啊i超现实主义者们能管什么用啊！塞利纳能管什么用啊！哈谢克、卡夫卡能管啥用啊！这些年来，皮迪兹对我说，那其实是一个好的无线电广播啊我要写篇关于这事的消息，我要写篇关于这事的报道，在一块小小的版面上我要喊出不仅我的命运而且是其他人的命运终于，我丈夫有机会成为一位作家了。他收到一封信，出版社在信中提议出版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说为了让他能集中精力把这本书弄出来，出版社将给他提供一些经济补助，一年之内将付给他一半工资，让他去与公司商量减掉一半工作量。于是布普尼废品回收站主任古切拉先生便与我丈夫签订了这项合同。于是我丈夫便从他所写的作品中挑了一些可以出版的短篇小说出来，可是挑来挑去还是不够，他必须再写一些短篇小说，可又不是他习惯于写的那些寻开心的所谓“江湖神药”正如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他在开始写些相当温和的、为让这个集子得以出版的这类短篇小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最初他交给编辑部的只是那些“江湖神药”连副标题也不是写的短篇小说，而是那些神神道道的东西。等候编辑部审读了整整一个月，后来又拖了一个月之后，我丈夫变了，坐不住了，从睡梦中醒过来。他每个星期都跑到编辑部去问他们是不是已经看过他的东西了，而每次都抱着极大的希望走进那栋楼房，可又胆怯地、可怜巴巴地回到家里。
他的工作安排是这样的：虽然每天都去上班，但只需干到下午一点，然后洗完澡便可回家。可是换了一个新主任。不管是那女工东佳，还是那助理工温扎，虽然什么也没说，可是我常去那儿找我丈夫时便看到，我丈夫想要出人头地当上作冢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儿。工人们的那种信任感消失不见了。我丈夫独自一人干活，连新来的女主任也变得对他冷淡起来，乐佳和温扎已经不再和我丈夫一块儿去喝啤酒，也不到胡森斯基去吃午饭了。我丈夫因一心忙着他那本书所以根本没注葸到这些。又过了六个星期，当我丈夫重又去问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部是不是接受了他那些“江湖神药”时，他们只是对他说已经有两位编辑看过，让他第二天早上再去。第二天我丈夫没去上班，九点钟便等在编辑部门口，直到约定十点钟见面。他使在河岸溜达了一通，然后才进编辑部去。一个小时之后，他便红着脸感到受辱地跑到我的烤鸡小吃部来，对我说他们把他的稿子退给了他，说他们大笑着朗读了他这本名叫线上云雀的书稿中的一部分，说有些句子使编辑们兴致很高。当时我丈夫情不由衷地微笑着，他有个印象，即从眼下这一瞬间起他将开始实现他要成为未来的佼佼者的梦，觉得他的朋友、诗人希夏尔和科拉什关于他的短篇小说将会前途无量的预言说对了。
当编辑们笑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对我丈夫短篇小说的风格和内容大加赞赏一番，但随后变得严肃起来，说这样的稿子是没法出版的，要是出版了，他们作为编辑就会是最后一次坐在这里了，因为社领导会因为这些“江湖神药”式的作品而辞退他们，砸了他们的饭碗，说想必我丈夫也不会愿意他们这样，说现在只好把稿子退给他，因为只有一半短篇小说可以考虑放进书里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出版，所以让他在还有经济补助的今后半年里再写些里面既没有脏字，也没有色情场景的短篇小说于是我丈夫便摇摇晃晃回到了焦街的废纸回收站，准备接着干活。等卡车载着他装上的纸包开走之后，东佳和温扎站在院子里。我丈夫提起罐子从胡森斯基打来了皮尔森啤酒，可是东佳和温扎都没有喝。我丈夫请他们为他的健康喝一杯；可温扎看了一眼东佳，两人一致说他们自己有钱，不需要作家买酒给他们喝
于是我丈夫便离开了这个他干了四年活儿的阴冷肮脏的院子，走到大街的光亮下，等他一步一步走到我那里时几乎有些支持不住，只坐在那里呆呆地微笑着。我正在招待那些黑人顾客，他们刚刚把用来洗手的一盆清水喝掉了，因为大多数顾客喜欢用手拿着烤鸡吃，可是这些黑人没用这水洗手，以为这是用来喝的水。我和领班都在笑，可我丈夫坐在那里看着前面，仿佛有些不知所措，他品尝了这一他后来向我谨慎复述的失败，他那些粗痞文稿在作家出版社遭遇的惨败；他与那些已经属于过去的朋友的关系上更大的惨败，两位诗人恐怕已经除了他的名，因为他们可能坚信他想踩着他们的背脊爬上光荣作家的桅杆，去当一个出人头地的人，而不再是一名工人，不再是废纸回收站的人称呼的那个博士。自从那不仅他自己而且他的朋友们曾寄托如此厚望的稿子被退回这一瞬间起，他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我白费劲儿地骂他，白费劲儿地坚持对他说，笨蛋是出版社的那些人而不是他。我白费劲儿威胁他说，做梦也休想丝毫改动他的稿子！其实我压根儿就没读过这些稿子，这不重要，要紧的是让他保持原来的样子，让他别突然一下子开始按照出版社那些人的要求来写作，可是我那不争气的丈夫根本听不进去，他已经在按照那些被通过的短篇小说来写，并把希夏尔和科拉什先生很看重的那六个短篇撒了出来，耐心地补写完那些经过筛选之后剩下来的玩意儿。他一大早就去上班，以便到中午就把活儿干完，可以去写他那预约好的短篇小说。
此时此刻我因我丈夫突然变得这么温顺而有了勇气，不惜一切代价地我怎么想的就怎么对他说。而我丈夫却按照人家劝说他遵循的样板，违背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信念来写作，然后到编辑部去撒谎去伪装，每写一部短篇小说便拿到那里去低三下四征求意见看是不是合乎他们的要求。那里一夸他，他便高兴。直到写完最后一个短篇，为的是能凑到一起出一本小书，然后便可成为作家，出人头地。从此，我便开始把我的丈夫看成一个胆小鬼，看做一个在他朋友之中是一个样在编辑部又是另一个样的人，我受不了这两种面孔、两种目光、两种言谈，我已经带着一种反感听我丈夫讲话，我总是怎么想的就... -->>
在我丈夫的朋友中我最喜欢的是斯坦达瓦夫拉，一个出了师的印刷工。他的举止、他的自然潇洒使我大为吃惊。而我丈夫坐在他身旁就像个扛长活的、某个郊区旅馆里打杂的伙计。斯坦达笑得也很有风度，知道如何配领带、穿毛衣和衬杉，他的皮鞋总是擦得干净锃亮，而我丈夫一大清早只要一穿过利本尼公园的草地，鞋子就没法看了。那个斯坦达悄悄地感到得意的是，他也能写点儿小诗。沃拉吉米尔还拿着斯坦达写的诗到他的街头集会上去朗诵。他们甚至还合作写了第四份爆炸性宣言，上面还郑重其事地签上了斯坦尼斯拉夫瓦夫拉的姓名。斯坦达深爱着诗人格拉特奈瓦尔，这人后来消失在东方某个地方。斯坦达根据奈瓦尔的作品写了一部奇特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英俊黑发的印刷工人把自己也写了进去，他别无他求，只想出一本小小的书以表示对奈瓦尔的纪念。斯坦达给我讲述过的一个故事使我跟斯坦达一样将它牢记心中，斯坦达说这个画面就像奈瓦尔一样在他一生中留下了印记：在他小时候，常在斜尔瓦支卡的庄园里玩耍，在上个世纪中，这儿曾有过葡萄园和花园，人们还在罗基特卡河中捕淡水鲑。可是等斯坦达长大成少年，庄园里已经住了些穷人，罗基特卡河里也常漂着些人们甩掉的罐子和炉子什么的。斯坦达在外廊下方玩耍，外廊上有个胖极了的女人在走路，外廊地板已经朽了，而且恰恰在斯坦达朝上看这一刹那断了，那大胖女人从外廊上掉下来，裙子像撑开的雨伞，斯坦达在下面一直望着，直到这世界在他眼前变得一片漆黑，他被缠在这裙子底下昏倒过去，斯坦达倒是没出什么事，可那大胖女人的胯骨却跌成了两半。“这就是我想要描写的我的故事。”斯坦达说着，还多次重复着这句话。他有着伯爵式的修长手背，吸烟的姿势也很优雅，笑得多情可亲，他有一头浓密的分着缝湿润的黑发，脸色黝黑，样子像意大利的足球运动员。我丈夫从来没向我递过一支烟，也从来不知道给我点燃烟，可是斯坦达善于以伯爵的风度做这一切，一切都显出一种造型美
他有一个哥哥叫沃拉吉米尔瓦夫拉。我第一次看见这位也叫沃拉吉米尔的大瓦夫拉，便认出他坐过牢，因为他有一双囚犯的眼睛，就像我丈夫说的有双贝尔兹的犹太教牧师的儿子们那样的眼睛，有着囚犯的那种触觉，连他的笑也是坐过牢的那种人的笑。这位大瓦夫拉笑得都喘不过气来，笑得瞳仁儿快乐地打转儿。说他尽管是出师的电气机械师，却掌握了所有超现实主义的宣言和所有诗人、上个世纪所有法国诗人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在皮迪兹坐过六年牢的人，因此将多一点的客观现实主义带进了超现实主义之中。在这方面他算是独一无二的他当然也笑话所有别的人。他两手抱着膝盖，一个劲儿地微笑着。因为他说他已经不需要交谈，早已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写进心里、灵魂里，然后写到割断的面粉口袋上，只需将他在那只有地下矿灯的矿井里体验的一切抄下来就行了。我看得出来，斯坦达不仅喜欢他哥哥，还认为曾经坐过牢的这位大瓦夫拉哥哥将是未来的精英。关于这一点斯坦达从未怀疑过。我丈夫还在斯坦达的哥哥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已跟斯坦达有过来往。两年来他从斯坦达和他哥哥的其他朋友如布希尔先生那里常听他们谈起大瓦夫拉。这位布希尔为了纪念安德列勃勒东在兹波希洛夫花园里造了一只大舱船，直到今天还在那花园里摆着，因为谁也没法将它搬到洞里去，就因为太大，一直关在兹波希洛夫花园篱笆里。那时我丈夫已经早就知道这位大家都等着他回来的大瓦夫拉。他们那个自诩为利本尼精神敏感者小组，直到最近才开始生活。等到人们称之为工人的诗人、大瓦夫拉回来，我丈夫才会看到一位活生生的真正诗人。他入狱的故事很简单：他的头头有部发射机，向西欧发射了恰好两年，侦缉队用雷达找到了他们，在马尔莫夫卡的一辆小汽车上连同他们的器械一起捕获了他们，随后便是审讯，然后在一九五一年于巴尔杜比采开庭审判
有一次，在一个阴霾的日子里，大瓦夫拉坐在我们敞开的窗子旁，两手扶在膝盖下边，讲到他一生中最大的恐怖：他被押着走过一条一百米长的街道去法庭，沿途站着一些普通老百姓，主要是妇女。他们威胁他，往他脸上吐痰，冲他喊叫，大家都在喊着说他们该被绞死“这唾沫、这喊声、这些眼睛、这些模样像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的人们的仇恨是最最可怕的了。我被判了二十年。后来又带我走过那条喊叫辱骂的街道，我的弟弟斯坦达站在那里，绝望地哀号着：‘沃拉佳啊i超现实主义者们能管什么用啊！塞利纳能管什么用啊！哈谢克、卡夫卡能管啥用啊！这些年来，皮迪兹对我说，那其实是一个好的无线电广播啊我要写篇关于这事的消息，我要写篇关于这事的报道，在一块小小的版面上我要喊出不仅我的命运而且是其他人的命运终于，我丈夫有机会成为一位作家了。他收到一封信，出版社在信中提议出版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说为了让他能集中精力把这本书弄出来，出版社将给他提供一些经济补助，一年之内将付给他一半工资，让他去与公司商量减掉一半工作量。于是布普尼废品回收站主任古切拉先生便与我丈夫签订了这项合同。于是我丈夫便从他所写的作品中挑了一些可以出版的短篇小说出来，可是挑来挑去还是不够，他必须再写一些短篇小说，可又不是他习惯于写的那些寻开心的所谓“江湖神药”正如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他在开始写些相当温和的、为让这个集子得以出版的这类短篇小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最初他交给编辑部的只是那些“江湖神药”连副标题也不是写的短篇小说，而是那些神神道道的东西。等候编辑部审读了整整一个月，后来又拖了一个月之后，我丈夫变了，坐不住了，从睡梦中醒过来。他每个星期都跑到编辑部去问他们是不是已经看过他的东西了，而每次都抱着极大的希望走进那栋楼房，可又胆怯地、可怜巴巴地回到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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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编辑们笑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对我丈夫短篇小说的风格和内容大加赞赏一番，但随后变得严肃起来，说这样的稿子是没法出版的，要是出版了，他们作为编辑就会是最后一次坐在这里了，因为社领导会因为这些“江湖神药”式的作品而辞退他们，砸了他们的饭碗，说想必我丈夫也不会愿意他们这样，说现在只好把稿子退给他，因为只有一半短篇小说可以考虑放进书里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出版，所以让他在还有经济补助的今后半年里再写些里面既没有脏字，也没有色情场景的短篇小说于是我丈夫便摇摇晃晃回到了焦街的废纸回收站，准备接着干活。等卡车载着他装上的纸包开走之后，东佳和温扎站在院子里。我丈夫提起罐子从胡森斯基打来了皮尔森啤酒，可是东佳和温扎都没有喝。我丈夫请他们为他的健康喝一杯；可温扎看了一眼东佳，两人一致说他们自己有钱，不需要作家买酒给他们喝
于是我丈夫便离开了这个他干了四年活儿的阴冷肮脏的院子，走到大街的光亮下，等他一步一步走到我那里时几乎有些支持不住，只坐在那里呆呆地微笑着。我正在招待那些黑人顾客，他们刚刚把用来洗手的一盆清水喝掉了，因为大多数顾客喜欢用手拿着烤鸡吃，可是这些黑人没用这水洗手，以为这是用来喝的水。我和领班都在笑，可我丈夫坐在那里看着前面，仿佛有些不知所措，他品尝了这一他后来向我谨慎复述的失败，他那些粗痞文稿在作家出版社遭遇的惨败；他与那些已经属于过去的朋友的关系上更大的惨败，两位诗人恐怕已经除了他的名，因为他们可能坚信他想踩着他们的背脊爬上光荣作家的桅杆，去当一个出人头地的人，而不再是一名工人，不再是废纸回收站的人称呼的那个博士。自从那不仅他自己而且他的朋友们曾寄托如此厚望的稿子被退回这一瞬间起，他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我白费劲儿地骂他，白费劲儿地坚持对他说，笨蛋是出版社的那些人而不是他。我白费劲儿威胁他说，做梦也休想丝毫改动他的稿子！其实我压根儿就没读过这些稿子，这不重要，要紧的是让他保持原来的样子，让他别突然一下子开始按照出版社那些人的要求来写作，可是我那不争气的丈夫根本听不进去，他已经在按照那些被通过的短篇小说来写，并把希夏尔和科拉什先生很看重的那六个短篇撒了出来，耐心地补写完那些经过筛选之后剩下来的玩意儿。他一大早就去上班，以便到中午就把活儿干完，可以去写他那预约好的短篇小说。
此时此刻我因我丈夫突然变得这么温顺而有了勇气，不惜一切代价地我怎么想的就怎么对他说。而我丈夫却按照人家劝说他遵循的样板，违背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信念来写作，然后到编辑部去撒谎去伪装，每写一部短篇小说便拿到那里去低三下四征求意见看是不是合乎他们的要求。那里一夸他，他便高兴。直到写完最后一个短篇，为的是能凑到一起出一本小书，然后便可成为作家，出人头地。从此，我便开始把我的丈夫看成一个胆小鬼，看做一个在他朋友之中是一个样在编辑部又是另一个样的人，我受不了这两种面孔、两种目光、两种言谈，我已经带着一种反感听我丈夫讲话，我总是怎么想的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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