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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不知疲倦不舍昼夜地追着张爱玲的影子飞，从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回上海，一直飞进重重迷雾里去——海上的雾太大了，不仅有海雾，还有硝烟。此时的上海已经沦陷，阴云弥漫。我的灵魂飞在天上，时而清晰，时而迷茫。幸好有断续的胡琴声为我引路，有“克林克赖”的电车线为我引路，有静安寺的钟声和百乐门的乐曲为我引路，还有那清渺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
1942年五月，张爱玲回到了上海，炎樱跟她一起。
由于战争，学业未能完成，那两个奖学金和“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的许诺也成了太阳下的彩虹，看着七彩夺目，却走不进去。
从香港回来，爱玲对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白和胖。在香港，广东人都是又黑又瘦的，像糖醋排骨，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上海人却是粉蒸肉，饱满浑圆，肥白如瓠，简直随时可以上报纸做代乳粉的广告，每一个都是长不大的孩童。
她不由微笑，把学业未完的烦恼暂时放到脑后。
仍旧住在爱丁顿公寓，只是从五楼搬到了六楼；仍旧是每夜枕着电车回家的声音睡觉，每早闻着咖啡馆的面包香起床；仍旧跟姑姑住在一起——和姑姑在一起，即使是租的房子，也是家，有种天荒地老的感觉。
一切都和离开前一样，连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嫁人，抑或工作。不然，何以为生？
钱，仍是生活中头件大事，最磨挫人志气而不容回避的。
这时候才觉得三年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其实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她要工作，仍然只好做女店员、女书记员，最好的也不过是做个女教员，或是女编辑员。
或者可以写文章，从前不是给大美晚报投过稿，也获了成功么？写什么好呢？自己最熟悉的好像便是电影，大学里最经常的记忆就是同炎樱两个到处去看电影，连战时也不放过。也罢，就写电影吧。
于是她开始拼命地写稿，用英文，写影评，投给泰晤士报，评的是梅娘曲、桃李争春、万世流芳、新生、渔家女、自由魂、秋之歌、两代女性、万紫千红、回春曲
写这种小文章，简直不需要构思创意，只是随笔写来就好，那是她自小最喜欢的营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简直再轻松不过了。
天下最轻松最可爱的工作，莫过于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而还可以把它换成钱了。所以后来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写着：“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
有一天弟弟子静来看她，姐弟三年未见，见了，却也不觉得怎么亲热，仍是淡淡地招呼。在他，是觉得这个姐姐已然遥远，同自己不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甚至不在同一片天空下，三年不见，她好像更瘦了，也更高了，长发垂肩，衣着时髦，十分飘逸清雅；在她，则是因为觉得抱歉——当年母亲收留了她而拒绝了他，使她觉得仿佛欠了弟弟什么，面对他就仿佛面对债主，有种不知如何的拘泥和窘缩。
她沏了一壶红茶，切了块从楼下咖啡馆叫的五角星形蛋糕，同弟弟两个分着吃，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多半只是子静在说，她只是听着，心里风起云涌，表面上却只波澜不惊。
他说：“父亲还是老样子，抽烟片，抽得很凶，家里也很紧张，越来越紧。”
爱玲点着头，并不搭腔。
子静搭讪着问：“姑姑今年有四十岁了吧，还没打算？”
爱玲淡淡地笑笑，仍不说话。
子静又问：“你有妈妈的消息吗？”
爱玲脸上闪过淡淡忧郁：“姑姑说，妈妈去新加坡后，开始还有一两封信寄来，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就再没消息了。”她没同他说母亲去香港的事，因为不愿意他问得更多。
子静也是担忧，然而忧伤于他从来都是不深刻的，所以很快又转了话题：“姐姐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没有？”
姐弟俩这才打开话匣子，从电影、书，聊到街景、市场。爱玲絮絮地讲起去静安寺庙旁的亚细亚副食品店买菜的事，那些卖肉、卖菜、卖鸡蛋的人都使她兴趣盎然。她喜欢听他们讨价还价，精明利落，又世故圆滑，有点小奸小坏，可是坏得有分寸。而且文理清顺。有一次她排队买肥皂，听到旁边一个小学徒向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可不是‘薰风’的‘薰’。”
她不由笑出来，现在说起来还要笑：“到底是上海人呢！”
子静也笑了：“姐姐也是上海人呀。”过一下又补充“不过不大像。”
不知道是说长得不像上海人那么肥白呢，还是说性情不像上海人那么精明。
爱玲并不深究，只是笑问：“做什么老瞪着我看？”
“你的衣服”子静不好意思地说“真怪。是香港最新式的样子？”
爱玲这天穿的，正是她在香港做的那件红地蓝白花的布旗袍“奇装异服”中的一件。她笑：“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还嫌不够特别呢！”
子静的脸上掠过一丝惆怅：“从前妈妈第一次回国来，穿着洋服，大家也都说怪”
提到下落不明的母亲，姐弟俩又沉默下来。半晌，是张爱玲先拾起话头：“你呢？你现在怎么样？”
子静腼腆地说：“我去年夏天考进复旦大学了，是中文系。”看见姐姐面有鼓励赞许之色，自觉得意，又补充“教英文的是顾仲彝，教中国文学的是赵景深，都是很有名的教授。我在复旦念了两个多月，可是因为战争”他的声音低下来。
爱玲嗟哦：“因为战争”不禁长叹一口气，想起自己未完成的学业。
子静接着说：“大学停课内迁，不愿迁到内地的学生可以拿到转学证。爸爸不赞成我离开上海，所以叫我拿了转学证在家自学复习，让我今年转考圣约翰大学。”
“哦？”张爱玲注意起来“圣约翰大学很好呀。”
“是，与姐姐从前读的圣玛利亚学校齐名的。”
“是的。”
“姐姐呢，姐姐的学业怎么办？就这么荒废了，太可惜了。”
“是呀，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爱玲愤愤地说，就是学业这件事叫她耿耿于怀——多么艰难周折才能上学，好容易考进伦敦大学，因为战争去不了，转入香港大学，却又因为战争，连港大也毕不了业——老天爷好像存心与她为难！贾宝玉衔玉而生，她却是打着伞出世，无论走到哪里，阳光怎么灿烂也好，属于她的永远是伞下的阴凉。
子静灵机一动，鼓动着：“其实姐姐也可以想办法转入圣约翰大学呀，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同学了，可以常常在学校碰面。”
爱玲面色一动，转又黯然：“不过——学费。”她叹了一口气“姑姑没钱的。”
姑姑张茂渊回国后一直在英商怡和洋行做事，上海沦陷后，她和一千多位在华员工都被裁员，转去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改在大光明戏院做翻译。一个人生活也还足够，加上张爱玲的学费和生活费那就拮据得很了。
爱玲犹豫地说：“我现在这样子赤手空拳地来投奔，已经很拖累了，如今再闹着要上学，多加一笔学费，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林黛玉吃燕窝——故事倒多。不过上学的事，姑姑也曾提过，说是当年爸妈离婚的时候有过协议的，我的教育费该由爸爸负担，港大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妈妈拿的，现在剩下半年，理当该由爸爸拿出来。可是”
她没有把剩下的话说完，然而子静已经明白了——自从四年前姐姐在冬夜里逃出父亲的家，至今都没有再回去过。父女俩断绝往来已经四年多了，如今要姐姐回去向父亲低头，开口谈钱，那真是很委屈磨折的。
他于是自告奋勇：“不如我替你跟爸爸说，探探他的口风也好。”
爱玲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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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这时已经搬出别墅，住进了一幢小洋房，光景一年不如一年。然而子静避开继母跟父亲婉转地提起姐姐的转学申请时，张廷重倒也没有拒绝，沉吟了一下说：“你叫她来吧。”算是同意了。
过了几天，张爱玲登门了。这是父女反目后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见面。
整个会见过程不足十分钟。
她木着脸提出她的请求，一无笑容；
他木着脸叫她先去报名考转学“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然后她便走了。
自始至终，她没有对他笑过，他也没有对她发脾气。他们都没有提及她的母亲黄逸梵。而后母孙用蕃，则一直躲在楼上没有下来。
在这一次见面之前，他们都是设想过和解的，一个是为了赎罪，一个是为了释怀——无论是罪孽还是仇恨，背负得太久，都会令人疲惫而窒息。他们都希望可以借着这次见面来解脱自己，也释放对方。
然而他们都不能够。
她从父亲的囚室里逃了出来，可是她的记忆还锁在那里；他已经不见他的前妻十几年，然而在女儿的脸上却仍读到她的神气。
他没有忘记她曾经是怎样的叛逆，她也没有忘记他曾经是怎样的暴虐。
他们两个，都不能忘记。
1942年秋天，张爱玲转入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弟弟张子静进入经济系一年级。姐弟俩终于达成了“同学”的愿望。
其中有个小插曲很让啼笑皆非——文学天才张爱玲在转学考试时居然国文不及格，要去补习国文。真不知是她在香港对国文生疏太久了，还是考卷的内容与形式实在八股？
不过张爱玲倒也没放在心上，只当成一件笑话说给弟弟听，并且开学不久便从国文初级班跳到高级班。
姐弟俩终于可以常常在校园里见面了，而炎樱也一同转入了圣约翰，继续与爱玲同学。两个人一个矮、胖、活泼不羁，一个高、瘦、沉默寡言，相映成趣的画面再次成为校园内的一道风景。炎樱还计议着要做两件衣裳，各写一句联语，在路上遇见了，上下句便忽然合成一对。
她们两个仍然喜欢在穿上下工夫，从中国传统和民俗中获取服装设计的灵感，齐声批评时下看不入眼的装束。
那时有许多女人用方格子绒线毯改制大衣，毯子质地厚重，又做得宽大，方肩膀，直线条。炎樱形容：“整个地就像一张床，简直是请人躺在上面！”她自己则喜欢穿西式裙子和上衣，搭配一些中国古香古色的装饰；或穿连衣裙，在脖子下加一绣花的像儿童围嘴的装饰；或都上穿杭纺丝衬衣，下系西式裙子，腰间系一条猩红的流苏。总之是中西混杂，能够披挂上身的零件通统拿来，绝不浪费。
张爱玲则是鹅黄缎子旗袍，下摆挂着长达四五寸的流苏，那种打扮只有在舞台上才看得到，即使大学周六下午开舞会，也不会有人穿那种衣服，亮晶晶地耀眼。她那样招摇地走在校园里，在场女生都相互又好奇又有趣地看着，异口同声地问：“她是谁？”“是新插班生吗？”“哪来的？”“穿得好怪！”
那一大堆从香港带回来的奇装异服出尽了风头，其中有一匹广东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嫩黄绿的叶子，同色花样印在深紫或碧绿地上。乡下也只有婴儿穿的，她却用来做衣服，自觉保存劫后的民间艺术，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而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
姑姑曾经拆了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保存着，米色薄绸上洒淡墨点，隐着暗紫凤凰，爱玲看了，又是惊艳，立即捧了去给裁缝改成衣裳，虽说“陈丝如烂草”那裁缝居然也答应了。
做了不少衣服，却连件冬大衣都没有，舅舅见了，着人翻箱子找出一件大镶大滚宽大的皮袄叫她拆掉面子，里子够做件皮大衣。然而爱玲怎么舍得割裂这件古董，拿了去如获至宝。她最爱的就是这种有着深厚古意的锦衣了。有一次她穿着一件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参加同学哥哥的喜宴，满座宾客都为之惊奇不止。
——她仍然这样坚持于着装的“特别”把穿衣服当成写文章“语不惊人死不休”
而她的文章也是越写越多，越写越好，不仅接连在泰晤士报上发了多篇剧评和影评，也写了些关于服装与时尚的稿件。最长一篇是发在二十世纪杂志上的chineseslifeand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后译成中文在古今杂志上再发表时改名为更衣记），篇幅足有八页之多，还附了她自己亲绘的十二幅关于发型与服装的插图，真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她的同学刘金川曾应万象之邀写过一篇我所知道的张爱玲，这样回忆她们在圣约翰的见面：“一九四二年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念书。秋季开学后，有一天下课走向女生休息处时，遇到好朋友潘惠慈（她已去世，她三嫂即早期电影明星胡蝶）对面走来说：‘金川，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个你的同道，她叫张爱玲，你们一定会谈得来。’又说，‘她写中英文都很好。’
那时，我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工作，也挤着时间写些文章，做些翻译投稿。张爱玲因在西风杂志上征文我的天才梦得过奖，所以我也听闻过她的大名。惠慈和我走到女生休息室时，里面沙发上、椅子上已经坐了很多人，有的在吃点心喝咖啡，有的在轻声谈话。惠慈领着我向靠窗边坐着的一位戴很厚眼镜片的女生招手。经介绍后，张爱玲微微起身后又坐下，笑眯眯地不发一言。张爱玲是一个长脸、身材高大、动作斯文的女生。张和我只听惠慈两面介绍。我才知张那时因在二十世纪杂志上刊登过一篇chineseslifeand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而闻名
惠慈有课走了，留下我们两个人。张既不说话，仿佛连眼睛也不看我。由于很窘，我只好打开书本看书，直到快到下一节课时，我才向张打招呼走出休息室。
过后，惠慈问我与张谈得如何，我以实情相告，她怪我说：‘应该自己凑上去谈话呀！张爱玲现在很有名呢。’
而我，当时自己心事重重，也不知错过这个机会而觉得可惜，也不在乎什么名人不名人的，反怪张有点骄傲。没多久，在课室里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可能已经辍学。”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到，在1942年初回上海不久的张爱玲，已经很有名了。
可惜她没在圣约翰呆多久就又退学了。
然而惊鸿一瞥，圣约翰已经留下了她的雪泥鸿爪，她的同学们也记住了那绿野仙踪——为了她的特立独行，为了她的奇装炫人，更为了她的才情与盛名。
关于张爱玲转入圣约翰大学只两个月复又休学，原因有几种版本。
最有说服力的自然还是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里所写的，说张爱玲曾将圣约翰古板的教学方式与香港大学做比较，认为“与其浪费时间到学校上课，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好书回家自己读”；然而她后来又无奈地说，她辍学最重要的原因是钱的困扰。她想早点赚钱，经济自立。
子静曾经天真地向姐姐建议：“你可以去找个教书的工作。”
爱玲摇摇头，说：“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你英文、国文都好，怎么不可能呢？”
“哪有你说得那么容易？教书不止程度要好，还得会表达，能把肚子里的墨水说出来——这种事情我做不来。”
“这倒也是。”子静笑了，这个姐姐什么都能干，可是论到说话，可是的确够不上伶俐的。又怕见陌生人，让她去和一群叽叽喳喳的中学生打交道，确实为难。他想了想，又说“姐姐的文章写得好，或者可以到报馆找个编辑的工作。”
张爱玲仍然摇头，淡淡地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等一下又说“写稿要全身投入，花费不少精力，到学校上课就觉得很累，所以，不想上学了。”
谈话就此为止。似乎张爱玲已经给了自己的辍学一个充分的理由——想早点自立，而且写稿太费神，需要时间与精力。
而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她不愿意再向她父亲伸手。
她再次走进父亲的家时，曾经是想过要原谅他、也释放自己的，可是她做不到。当她站在父亲的藤椅前，当她嗅到那若有若无的鸦片味，当那看见客厅壁上陆小曼的油画，她就想起了自己曾经的那一场毒打——她不能面对他。她更不能面对自己向他低头。3
终于又坐上心心念念的电车了，张爱玲充满欣喜地看着电车上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
——有个穿米色绿方格兔子呢袍子的年轻人，脚上穿一双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只别致的描花象牙烟斗——当然是仿象牙的“西贝”货——烟斗里并没有烟，然而他津津有味地吮着，吮一会儿拿下来，把烟斗一截截拆开来玩，玩一会儿再装回去，继续像模像样地吮——张爱玲不由看得笑起来——那年轻人真是高兴。她也真是高兴。
——还有电车上没完没了数落男人的女人，不住口地咒骂着自家男人，可是口口声声都离不了他，那番精彩的谈话，略整理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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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不知疲倦不舍昼夜地追着张爱玲的影子飞，从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回上海，一直飞进重重迷雾里去——海上的雾太大了，不仅有海雾，还有硝烟。此时的上海已经沦陷，阴云弥漫。我的灵魂飞在天上，时而清晰，时而迷茫。幸好有断续的胡琴声为我引路，有“克林克赖”的电车线为我引路，有静安寺的钟声和百乐门的乐曲为我引路，还有那清渺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
1942年五月，张爱玲回到了上海，炎樱跟她一起。
由于战争，学业未能完成，那两个奖学金和“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的许诺也成了太阳下的彩虹，看着七彩夺目，却走不进去。
从香港回来，爱玲对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白和胖。在香港，广东人都是又黑又瘦的，像糖醋排骨，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上海人却是粉蒸肉，饱满浑圆，肥白如瓠，简直随时可以上报纸做代乳粉的广告，每一个都是长不大的孩童。
她不由微笑，把学业未完的烦恼暂时放到脑后。
仍旧住在爱丁顿公寓，只是从五楼搬到了六楼；仍旧是每夜枕着电车回家的声音睡觉，每早闻着咖啡馆的面包香起床；仍旧跟姑姑住在一起——和姑姑在一起，即使是租的房子，也是家，有种天荒地老的感觉。
一切都和离开前一样，连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嫁人，抑或工作。不然，何以为生？
钱，仍是生活中头件大事，最磨挫人志气而不容回避的。
这时候才觉得三年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其实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她要工作，仍然只好做女店员、女书记员，最好的也不过是做个女教员，或是女编辑员。
或者可以写文章，从前不是给大美晚报投过稿，也获了成功么？写什么好呢？自己最熟悉的好像便是电影，大学里最经常的记忆就是同炎樱两个到处去看电影，连战时也不放过。也罢，就写电影吧。
于是她开始拼命地写稿，用英文，写影评，投给泰晤士报，评的是梅娘曲、桃李争春、万世流芳、新生、渔家女、自由魂、秋之歌、两代女性、万紫千红、回春曲
写这种小文章，简直不需要构思创意，只是随笔写来就好，那是她自小最喜欢的营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简直再轻松不过了。
天下最轻松最可爱的工作，莫过于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而还可以把它换成钱了。所以后来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写着：“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
有一天弟弟子静来看她，姐弟三年未见，见了，却也不觉得怎么亲热，仍是淡淡地招呼。在他，是觉得这个姐姐已然遥远，同自己不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甚至不在同一片天空下，三年不见，她好像更瘦了，也更高了，长发垂肩，衣着时髦，十分飘逸清雅；在她，则是因为觉得抱歉——当年母亲收留了她而拒绝了他，使她觉得仿佛欠了弟弟什么，面对他就仿佛面对债主，有种不知如何的拘泥和窘缩。
她沏了一壶红茶，切了块从楼下咖啡馆叫的五角星形蛋糕，同弟弟两个分着吃，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多半只是子静在说，她只是听着，心里风起云涌，表面上却只波澜不惊。
他说：“父亲还是老样子，抽烟片，抽得很凶，家里也很紧张，越来越紧。”
爱玲点着头，并不搭腔。
子静搭讪着问：“姑姑今年有四十岁了吧，还没打算？”
爱玲淡淡地笑笑，仍不说话。
子静又问：“你有妈妈的消息吗？”
爱玲脸上闪过淡淡忧郁：“姑姑说，妈妈去新加坡后，开始还有一两封信寄来，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就再没消息了。”她没同他说母亲去香港的事，因为不愿意他问得更多。
子静也是担忧，然而忧伤于他从来都是不深刻的，所以很快又转了话题：“姐姐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没有？”
姐弟俩这才打开话匣子，从电影、书，聊到街景、市场。爱玲絮絮地讲起去静安寺庙旁的亚细亚副食品店买菜的事，那些卖肉、卖菜、卖鸡蛋的人都使她兴趣盎然。她喜欢听他们讨价还价，精明利落，又世故圆滑，有点小奸小坏，可是坏得有分寸。而且文理清顺。有一次她排队买肥皂，听到旁边一个小学徒向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可不是‘薰风’的‘薰’。”
她不由笑出来，现在说起来还要笑：“到底是上海人呢！”
子静也笑了：“姐姐也是上海人呀。”过一下又补充“不过不大像。”
不知道是说长得不像上海人那么肥白呢，还是说性情不像上海人那么精明。
爱玲并不深究，只是笑问：“做什么老瞪着我看？”
“你的衣服”子静不好意思地说“真怪。是香港最新式的样子？”
爱玲这天穿的，正是她在香港做的那件红地蓝白花的布旗袍“奇装异服”中的一件。她笑：“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还嫌不够特别呢！”
子静的脸上掠过一丝惆怅：“从前妈妈第一次回国来，穿着洋服，大家也都说怪”
提到下落不明的母亲，姐弟俩又沉默下来。半晌，是张爱玲先拾起话头：“你呢？你现在怎么样？”
子静腼腆地说：“我去年夏天考进复旦大学了，是中文系。”看见姐姐面有鼓励赞许之色，自觉得意，又补充“教英文的是顾仲彝，教中国文学的是赵景深，都是很有名的教授。我在复旦念了两个多月，可是因为战争”他的声音低下来。
爱玲嗟哦：“因为战争”不禁长叹一口气，想起自己未完成的学业。
子静接着说：“大学停课内迁，不愿迁到内地的学生可以拿到转学证。爸爸不赞成我离开上海，所以叫我拿了转学证在家自学复习，让我今年转考圣约翰大学。”
“哦？”张爱玲注意起来“圣约翰大学很好呀。”
“是，与姐姐从前读的圣玛利亚学校齐名的。”
“是的。”
“姐姐呢，姐姐的学业怎么办？就这么荒废了，太可惜了。”
“是呀，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爱玲愤愤地说，就是学业这件事叫她耿耿于怀——多么艰难周折才能上学，好容易考进伦敦大学，因为战争去不了，转入香港大学，却又因为战争，连港大也毕不了业——老天爷好像存心与她为难！贾宝玉衔玉而生，她却是打着伞出世，无论走到哪里，阳光怎么灿烂也好，属于她的永远是伞下的阴凉。
子静灵机一动，鼓动着：“其实姐姐也可以想办法转入圣约翰大学呀，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同学了，可以常常在学校碰面。”
爱玲面色一动，转又黯然：“不过——学费。”她叹了一口气“姑姑没钱的。”
姑姑张茂渊回国后一直在英商怡和洋行做事，上海沦陷后，她和一千多位在华员工都被裁员，转去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改在大光明戏院做翻译。一个人生活也还足够，加上张爱玲的学费和生活费那就拮据得很了。
爱玲犹豫地说：“我现在这样子赤手空拳地来投奔，已经很拖累了，如今再闹着要上学，多加一笔学费，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林黛玉吃燕窝——故事倒多。不过上学的事，姑姑也曾提过，说是当年爸妈离婚的时候有过协议的，我的教育费该由爸爸负担，港大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妈妈拿的，现在剩下半年，理当该由爸爸拿出来。可是”
她没有把剩下的话说完，然而子静已经明白了——自从四年前姐姐在冬夜里逃出父亲的家，至今都没有再回去过。父女俩断绝往来已经四年多了，如今要姐姐回去向父亲低头，开口谈钱，那真是很委屈磨折的。
他于是自告奋勇：“不如我替你跟爸爸说，探探他的口风也好。”
爱玲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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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这时已经搬出别墅，住进了一幢小洋房，光景一年不如一年。然而子静避开继母跟父亲婉转地提起姐姐的转学申请时，张廷重倒也没有拒绝，沉吟了一下说：“你叫她来吧。”算是同意了。
过了几天，张爱玲登门了。这是父女反目后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见面。
整个会见过程不足十分钟。
她木着脸提出她的请求，一无笑容；
他木着脸叫她先去报名考转学“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然后她便走了。
自始至终，她没有对他笑过，他也没有对她发脾气。他们都没有提及她的母亲黄逸梵。而后母孙用蕃，则一直躲在楼上没有下来。
在这一次见面之前，他们都是设想过和解的，一个是为了赎罪，一个是为了释怀——无论是罪孽还是仇恨，背负得太久，都会令人疲惫而窒息。他们都希望可以借着这次见面来解脱自己，也释放对方。
然而他们都不能够。
她从父亲的囚室里逃了出来，可是她的记忆还锁在那里；他已经不见他的前妻十几年，然而在女儿的脸上却仍读到她的神气。
他没有忘记她曾经是怎样的叛逆，她也没有忘记他曾经是怎样的暴虐。
他们两个，都不能忘记。
1942年秋天，张爱玲转入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弟弟张子静进入经济系一年级。姐弟俩终于达成了“同学”的愿望。
其中有个小插曲很让啼笑皆非——文学天才张爱玲在转学考试时居然国文不及格，要去补习国文。真不知是她在香港对国文生疏太久了，还是考卷的内容与形式实在八股？
不过张爱玲倒也没放在心上，只当成一件笑话说给弟弟听，并且开学不久便从国文初级班跳到高级班。
姐弟俩终于可以常常在校园里见面了，而炎樱也一同转入了圣约翰，继续与爱玲同学。两个人一个矮、胖、活泼不羁，一个高、瘦、沉默寡言，相映成趣的画面再次成为校园内的一道风景。炎樱还计议着要做两件衣裳，各写一句联语，在路上遇见了，上下句便忽然合成一对。
她们两个仍然喜欢在穿上下工夫，从中国传统和民俗中获取服装设计的灵感，齐声批评时下看不入眼的装束。
那时有许多女人用方格子绒线毯改制大衣，毯子质地厚重，又做得宽大，方肩膀，直线条。炎樱形容：“整个地就像一张床，简直是请人躺在上面！”她自己则喜欢穿西式裙子和上衣，搭配一些中国古香古色的装饰；或穿连衣裙，在脖子下加一绣花的像儿童围嘴的装饰；或都上穿杭纺丝衬衣，下系西式裙子，腰间系一条猩红的流苏。总之是中西混杂，能够披挂上身的零件通统拿来，绝不浪费。
张爱玲则是鹅黄缎子旗袍，下摆挂着长达四五寸的流苏，那种打扮只有在舞台上才看得到，即使大学周六下午开舞会，也不会有人穿那种衣服，亮晶晶地耀眼。她那样招摇地走在校园里，在场女生都相互又好奇又有趣地看着，异口同声地问：“她是谁？”“是新插班生吗？”“哪来的？”“穿得好怪！”
那一大堆从香港带回来的奇装异服出尽了风头，其中有一匹广东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嫩黄绿的叶子，同色花样印在深紫或碧绿地上。乡下也只有婴儿穿的，她却用来做衣服，自觉保存劫后的民间艺术，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而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
姑姑曾经拆了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保存着，米色薄绸上洒淡墨点，隐着暗紫凤凰，爱玲看了，又是惊艳，立即捧了去给裁缝改成衣裳，虽说“陈丝如烂草”那裁缝居然也答应了。
做了不少衣服，却连件冬大衣都没有，舅舅见了，着人翻箱子找出一件大镶大滚宽大的皮袄叫她拆掉面子，里子够做件皮大衣。然而爱玲怎么舍得割裂这件古董，拿了去如获至宝。她最爱的就是这种有着深厚古意的锦衣了。有一次她穿着一件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参加同学哥哥的喜宴，满座宾客都为之惊奇不止。
——她仍然这样坚持于着装的“特别”把穿衣服当成写文章“语不惊人死不休”
而她的文章也是越写越多，越写越好，不仅接连在泰晤士报上发了多篇剧评和影评，也写了些关于服装与时尚的稿件。最长一篇是发在二十世纪杂志上的chineseslifeand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后译成中文在古今杂志上再发表时改名为更衣记），篇幅足有八页之多，还附了她自己亲绘的十二幅关于发型与服装的插图，真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她的同学刘金川曾应万象之邀写过一篇我所知道的张爱玲，这样回忆她们在圣约翰的见面：“一九四二年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念书。秋季开学后，有一天下课走向女生休息处时，遇到好朋友潘惠慈（她已去世，她三嫂即早期电影明星胡蝶）对面走来说：‘金川，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个你的同道，她叫张爱玲，你们一定会谈得来。’又说，‘她写中英文都很好。’
那时，我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工作，也挤着时间写些文章，做些翻译投稿。张爱玲因在西风杂志上征文我的天才梦得过奖，所以我也听闻过她的大名。惠慈和我走到女生休息室时，里面沙发上、椅子上已经坐了很多人，有的在吃点心喝咖啡，有的在轻声谈话。惠慈领着我向靠窗边坐着的一位戴很厚眼镜片的女生招手。经介绍后，张爱玲微微起身后又坐下，笑眯眯地不发一言。张爱玲是一个长脸、身材高大、动作斯文的女生。张和我只听惠慈两面介绍。我才知张那时因在二十世纪杂志上刊登过一篇chineseslifeand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而闻名
惠慈有课走了，留下我们两个人。张既不说话，仿佛连眼睛也不看我。由于很窘，我只好打开书本看书，直到快到下一节课时，我才向张打招呼走出休息室。
过后，惠慈问我与张谈得如何，我以实情相告，她怪我说：‘应该自己凑上去谈话呀！张爱玲现在很有名呢。’
而我，当时自己心事重重，也不知错过这个机会而觉得可惜，也不在乎什么名人不名人的，反怪张有点骄傲。没多久，在课室里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可能已经辍学。”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到，在1942年初回上海不久的张爱玲，已经很有名了。
可惜她没在圣约翰呆多久就又退学了。
然而惊鸿一瞥，圣约翰已经留下了她的雪泥鸿爪，她的同学们也记住了那绿野仙踪——为了她的特立独行，为了她的奇装炫人，更为了她的才情与盛名。
关于张爱玲转入圣约翰大学只两个月复又休学，原因有几种版本。
最有说服力的自然还是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里所写的，说张爱玲曾将圣约翰古板的教学方式与香港大学做比较，认为“与其浪费时间到学校上课，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好书回家自己读”；然而她后来又无奈地说，她辍学最重要的原因是钱的困扰。她想早点赚钱，经济自立。
子静曾经天真地向姐姐建议：“你可以去找个教书的工作。”
爱玲摇摇头，说：“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你英文、国文都好，怎么不可能呢？”
“哪有你说得那么容易？教书不止程度要好，还得会表达，能把肚子里的墨水说出来——这种事情我做不来。”
“这倒也是。”子静笑了，这个姐姐什么都能干，可是论到说话，可是的确够不上伶俐的。又怕见陌生人，让她去和一群叽叽喳喳的中学生打交道，确实为难。他想了想，又说“姐姐的文章写得好，或者可以到报馆找个编辑的工作。”
张爱玲仍然摇头，淡淡地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等一下又说“写稿要全身投入，花费不少精力，到学校上课就觉得很累，所以，不想上学了。”
谈话就此为止。似乎张爱玲已经给了自己的辍学一个充分的理由——想早点自立，而且写稿太费神，需要时间与精力。
而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她不愿意再向她父亲伸手。
她再次走进父亲的家时，曾经是想过要原谅他、也释放自己的，可是她做不到。当她站在父亲的藤椅前，当她嗅到那若有若无的鸦片味，当那看见客厅壁上陆小曼的油画，她就想起了自己曾经的那一场毒打——她不能面对他。她更不能面对自己向他低头。3
终于又坐上心心念念的电车了，张爱玲充满欣喜地看着电车上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
——有个穿米色绿方格兔子呢袍子的年轻人，脚上穿一双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只别致的描花象牙烟斗——当然是仿象牙的“西贝”货——烟斗里并没有烟，然而他津津有味地吮着，吮一会儿拿下来，把烟斗一截截拆开来玩，玩一会儿再装回去，继续像模像样地吮——张爱玲不由看得笑起来——那年轻人真是高兴。她也真是高兴。
——还有电车上没完没了数落男人的女人，不住口地咒骂着自家男人，可是口口声声都离不了他，那番精彩的谈话，略整理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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